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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增科:社会创新在中国的回顾与展望(写于2012年)  

2016-04-01 20:07:17|  分类: 会客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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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

何老师作为一名中央编译局德高望重的研究员,历年来对社会创新概念在中国的落地及倡导有极大的贡献。我们可以参考,并根据对不断演变的中国现实的观察研究,形成新观点。


何增科:社会创新在中国:理论与实践,回顾与展望

内容来源:社会创新蓝皮书 , 2012年 

  何增科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自1986年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提出“社会创新”的概念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创新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学术界、民间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在谷歌网站上输入“social innovation”一词, 搜索结果有7,250,000条,输入中文”社会创新”一词,搜索结果更高达40,700,000条。英国是较早从事社会创新研究和实践的国家,布莱尔政府时期就在内阁设立了第三部门办公室,致力于建立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奥巴马政府成立后在白宫设立了社会创新办公室,新政府积极致力于推动社会创新。加拿大2004年以来先后两次发表了反映本国社会创新进展的研究报告,在该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和中国等不少国家都设立了自己的社会创新奖项。社会创新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因此有必要对社会创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一、 社会创新的定义、特征与分类
  (一)社会创新的定义
  综合熊彼特和杰夫·摩根等人关于创新的定义,对创新可以做如下界定: 创新是将新思想付诸实施的创造性活动,同时也是创造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这一简明的定义将创新与改革、改良以及发明、创造区别开来。改革与改良是对原有的事物加以修改完善的行为,创新则是寻求新的解决方案的行为。发明、创造是提出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的行为,创新则是将新思想、新理念付诸实施的行为。创新与改革及发明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发明是知识的生产过程,创新则是知识的传播与实践过程,它是发明、创造的一种延续。创新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结果。作为一种过程,它包括新思想的提出、实施和传播或扩散等内容。作为一种结果,它又具体表现为某种新产品、新服务、新组织、新解决方案等。
  社会创新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从这一概念的提出到现在只有20多年的历史。人们对社会创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尚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对社会创新的理解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国际学术界,有两个社会创新的定义具有广泛的影响。一个是英国杨氏基金会主席杰夫·摩根的定义。他指出,社会创新是在满足社会目标方面产生效果的新想法,或者是指受满足社会需求目标所驱使并主要由社会目的为主的组织所从事和扩散的创造性行动和服务。 另一个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创新研究中心菲尔斯(James A.Phills)等人提出的定义。菲尔斯等人指出,社会创新是对某个社会问题的新颖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比现有的办法更有效、效益更高、更可持续或更加公正,同时它所创造的价值为整个社会带来利益而非仅仅对某些个人有利。 我国学者王名认为,“社会创新可以理解为一个涉及社会生活的基本理念、组织和制度的创新过程,是在旧的社会生活范式或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运作模式的过程,其中既包含着对旧的生活范式或体系的否定,以及在理念、组织和制度层面突破旧有体制的大胆改革,也包含有建构新的理念、组织和制度的种种积极探索和尝试。”俞可平教授在2010年5月26日举行的“中国社会创新奖”启动仪式上指出,从广义上说社会创新就是社会领域的各种创新活动,公民团体、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是社会创新的重要主体。
  在上述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社会创新定义基础上,可以对社会创新作出如下界定。社会创新就是社会行动者在社会领域为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而发起和实施的富有成效的创造性活动。社会创新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创新包括政府社会创新、公司社会创新和公民社会创新等或者说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等各种社会行动者在社会领域为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各种创新,狭义的社会创新主要是指公民社会创新或者说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等社会行动者在社会领域的各种创新活动,我们主要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社会创新的概念。这主要是因为狭义上的社会创新概念是当前中国为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最为需要而又最为缺乏的。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创新将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需求的满足发挥开路先锋的作用,政府和企业可以随后参与接力共同完成任务。
  (二)社会创新的特征
  社会创新的定义有五个要素,这五大要素概括了社会创新的特征,明确了社会创新的基本内涵和外延。
  (1)社会创新的主体。作为社会创新主体的社会行动者,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公民社会组织及社会企业家、社会活动家、民间意见领袖等杰出公民,他们往往是社会创新的发起者。社会创新不排斥甚至需要政府和企业在创新的实施和推广过程中的参与,但它首先强调和关注的是公民社会的主动性和首倡精神。这就将它与政府创新和企业创新区别开来,后者的创新主体分别是政府和企业。
  (2)社会创新的领域。社会创新的活动领域主要是社会领域,如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领域。社会创新不同于技术创新,后者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中所从事的创造性活动,社会创新则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性需求而从事的创造性活动。社会创新还不同于政治创新、经济创新或商业创新以及文化创新,它是人们在社会领域为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而开展的创造性活动,它与后三类创新的活动领域不同。
  (3)社会创新的目的。社会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增进某些特定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增进社会利益,不是为了实现私人目标而是为了实现社会目标。实现社会目标,创造社会价值,增进社会公益,保障公民权利是社会创新者从事创造性行动或服务的动机或目的。这就将它与企业创新、商业创新以及政治创新和政府创新的目的或动机区别开来。企业创新和商业创新是为了实现利润或投资回报的最大化。政治创新和政府创新的目的是在确保增进政治家或政府官员及其所代表的组织机构利益的前提下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4)社会创新的过程。社会创新是一种过程。作为一种过程的社会创新,是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的新创意的提出、实施和推广的过程。这将它与文化创新、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区别开来。后者侧重于提出新知识、新理论、新观念,而不太关心将他们应用来解决社会问题。
  (5)社会创新的结果。社会创新又是一种结果。社会创新是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富有成效的创造性活动,从而在或多或少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变革。成功的社会创新最终往往表现为一种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新理念、新产品、新服务、新组织、新体制、新政策法规、新生活方式、新行为方式、新社会关系等,这种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是和平的、理性的进行的,尽管并非一帆风顺。这就将它与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区别开来,社会改革通常是由政府发起的对现有的社会体制进行完善或改良的活动,并非对旧事物的否定或取代。社会革命则是由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对旧的社会体制或社会系统的颠覆性破坏或毁灭,其方式是暴烈的,其结果是打破旧制度但未必能够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体制。
  社会创新与企业创新、商业创新、政府创新、社会改革、技术创新、知识创新既有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创新不但不排斥政府和企业参与其中,甚至迫切需要他们与社会组织合作推动创新。社会创新与政府创新、商业创新在寻求解决社会领域面临的挑战的新方案活动中存在着交叉和重合,政府创新和商业创新中包含着社会创新的内容。同时,社会创新的推广或制度化有赖于商业创新或政府的社会政策创新或社会立法创新。社会创新往往成为政府发起和实施社会改革的强大推动力量。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往往携手合作,社会创新者在应用新技术、新理念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创造性活动,使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的社会贡献彰显出来。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主动参与社会创新实践,则会使社会创新如虎添翼力量倍增。
  (三)社会创新的分类
  对社会创新进行科学的类型学研究,构成社会创新理论的重要内容。可以结合社会创新的概念及特征,对社会创新从多个角度进行分类。
  首先,可以根据发起社会创新的社会行动者的特征来进行分类。据此可以将社会创新分为个人发起的社会创新、社会运动发起的社会创新、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创新。驱动社会创新的个人又可分为社会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等,他们都具有共同的人格特质,如清晰的愿景、坚定的承诺、坚韧的毅力、不畏风险的勇气、充满激情和使命感等,所不同的是前者抓住机遇整合资源直接提供社会服务,后者则是动员更多社会成员致力于实现特定社会目标。与个人的力量和作用相比,社会运动推动的社会创新更加引人注目。追求特定社会目标的社会运动如环境保护运动、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公平贸易运动等,往往从小团体开始,随后建立联盟,组织推广运动或激发社会大讨论,将私人问题转变为公共问题,最终上升为政策法律或成为主流商业模式而取得成功。意义重大、力量联合、人数众多、投入深入成为社会运动发起的社会创新取得成功的四大要素。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创新又可以根据对社会组织的不同类型划分而确定不同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创新的不同类型。如可以根据社会组织的功能将社会组织区分为服务类社会组织、自治类社会组织、兴趣类社会组织、 联谊类社会组织、资助类社会组织、维权类社会组织、倡导类社会组织、公益类社会组织,在此基础上将社会创新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它有助于研究哪类社会组织在发起社会创新方面更为活跃及其原因。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创新又因驱动力量的不同而进一步划分为用户驱动或消费者驱动的社会创新,社会组织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如雇员驱动的社会创新等。
  其次,可以根据社会创新的社会领域来进行分类。对社会领域又可以进行具体的细分,由此明确社会创新得以发生和扩展的具体领域类别。如社会领域又可以区分为科学研究、文化、卫生保健、公共设施建设、灾害救助、扶贫济困、环境保护、弱势群体维权、社区服务、特殊人群(如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心理疾病患者、职业病患者等)服务、公益服务、政策倡导、慈善中介与志愿促进等。对不同领域的社会创新进行分类,是为了对同一领域的社会创新项目进行比较研究和科学评估。
  再次,可以根据社会创新的社会目标来进行分类。社会创新所追求的社会目标同人类对理想社会、美好社会或伟大社会的设想联系在一起,它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增添新内容的过程。消除通往理想社会的障碍,创造走向美好社会的条件,是激励人们从事社会创新的重要价值目标。这些具体的价值目标包括消除贫困,反对社会歧视,减少社会不平等,争取平等机会,追求社会融合,促进社会公正,维护公民权利,实现公平贸易,推动环境保护,建立永久和平等,都成为激发各种社会创新的重要理想。可以根据社会创新所追求的社会目标的不同将社会创新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它对于了解社会创新的精神激励机制很有帮助。
  又次,可以根据社会创新的过程因素对社会创新进行分类。社会创新是一个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发挥能动性和首创精神的过程,治理和善治所倡导的价值原则贯穿于社会创新的过程之中。合作、参与、透明、包容、赋权、问责等价值原则对于社会创新的过程来说必不可少。社会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多种社会行动者合作完成的过程,合作及合作所需要的协商、妥协、宽容等原则为社会创新所必需。社会创新又是一个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主动参与其中的过程,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发言权保证着社会创新始终符合创新主体的利益。社会创新还是一个透明的、开放的过程,这种开放和透明是社会创新得以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社会创新是一个将受到社会排斥的、边缘化的社会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包容性是社会创新的内在要求。社会创新需要解决那些因权利缺失或能力欠缺而处于贫困、流浪等不利境地人群所面对的问题,因此社会创新又是一个赋权补权增能的过程。社会创新是一个实现权力和责任均衡的过程,问责是将创新的权利、责任和风险相统一的重要机制。每一个特定的社会创新在体现这六大价值原则的侧重点方面各有不同。据此可以将社会创新区分为合作取向的社会创新、参与取向的社会创新、透明取向的社会创新、包容取向的社会创新、赋权取向的社会创新以及问责取向的社会创新。
  最后,可以根据社会创新的结果对社会创新来进行分类。社会创新有自己的产品,它可能表现为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新服务、新组织、新体制、新行为规范、新理念、新行为方式等。根据社会创新的产品性质的不同,可以将社会创新区分为服务类社会创新、组织类社会创新、体制类社会创新、行为规范类社会创新、理念类社会创新、行为方式类社会创新。成功的社会创新导致了某种社会变革,后者又有渐进和激进、零碎和系统之分,据此可以将社会创新区分为渐进的社会创新和激进的社会创新、系统的社会创新和片断的社会创新、持续的社会创新和间歇的社会创新等。
  
二、社会创新的意义、动力与过程
  (一)社会创新的意义
  社会创新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创新已经成为人们应对各种重大而紧迫的挑战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一条重要途径。社会创新对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促进各个层面的民主治理和社会自治,以及推进科学技术创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社会创新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节约资源,发展清洁能源,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存状况,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发起的各种社会创新,如绿色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公平贸易运动、女权运动、道德消费、穷人银行等新型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为解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所面临的各种重大挑战如环境问题、贫困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社会排斥问题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深入开展和逐步普及,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投资者开始根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来决定自己的消费和投资选择,从而促使许多企业履行自己作为企业公民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如为改善公司所在社区的生态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做出贡献等。公民社会组织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也推动着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通过环境保护的立法和国际公约。社会创新中公民社会、政府、企业、国际组织的携手合作为人类解决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实现了力量倍增。
  其次,社会创新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社会创新开辟了一条和平、理性的社会变革之路。社会运动往往成为政府发起的社会改革的先导,他们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外部压力推动着政府的改革与创新。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创新往往是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启动和实施的。社会企业在低收入人群中所开辟的各种小众市场,由于具有稳定而合理的营利能力,吸引着工商企业加入进来将其改造为主流商业运作模式并拓展为大众市场。面向低收入人群的社会服务的低成本商业化运作提高了这些人群的生活质量,同时使这些社会服务的提供者具有了自我维持的能力。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创新通过帮助边缘人群、困难人群、弱势人群维护权利、获取服务、提高能力,减少了社会的仇恨、分裂和冲突,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对于增进社会团结与社会融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再次,社会创新有助于深化民主治理和社会自治。将治理和善治理念引入社会领域推动社会创新是21世纪社会创新的重要内容。在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多主体的合作管理、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决策主体的回应、决策过程的透明、决策后果的问责,对于社会治理创新的成功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为那些受排斥、边缘化的人群和社会服务的对象赋予权利、增强能力、提供参与的机会和手段,是实现社会包容或社会融合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创新的重要内容。公民通过社会组织在特定范围和领域内对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务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同样构成社会创新的重要内容。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在社会领域为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上述民主治理和社会自治实践,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域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由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所从事的社会治理创新,对于促进区域和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同样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后,社会创新有助于推进科学技术创新。正如孙启贵、徐飞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创新是科学创新的助推器,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条件。国际范围内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如绿色和平运动、公平贸易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对科学创新的走向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社会创新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对于科学创新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社会创新可以促进技术创新的推广和应用,影响着技术创新的深度、广度和速度。技术创新的社会经济功能的发挥也需要社会创新的协同。比如,造出好肥皂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创新,养成洗手习惯则是一项社会创新,没有后者前者就没有用处。而改善民众的卫生健康状况,既需要好肥皂也需要养成洗手的习惯,换言之,需要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的有机结合。惟有实现科学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的有效结合,创新性发展才有可能变为现实。
  (二)社会创新的动力
  社会创新既是一种问题驱动的创新,又是一种精英驱动的创新。它是社会精英为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而发起并推动实施的创造性行动和服务。
  气候变化、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贫困、失业、剥夺、排斥、歧视、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成为现代社会必须加以应对的重大社会和环境挑战。这些问题中有的是市场失灵的产物,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人企业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缺乏足够的动力。随着社会复杂性的不断增加,不同人群的社会需求日益分化和多样化。老龄人口、残疾人、留守人群、妇女儿童、心理疾病患者、网瘾青少年、职业病患者等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政府提供的统一的标准化的公共服务很难满足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特殊人群的特殊需求。不解决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不满足这些特殊的社会需求,社会犯罪和社会反叛行为就会有增无减,整个社会就会因为彼此仇恨而处于分裂、对抗和冲突之中,社会和谐、社会发展、社会进步都会成为一句空话。社会问题未解决,社会需求未满足,一方面说明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创新赤字,另一方面也说明整个社会存在着强大的社会创新需求。创新的需求为创新的供给提供了机会和市场。
  社会创新的发起者和支持者作为社会精英在社会创新的供给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催化作用。社会创新的发起者主要是社会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社会企业家是那些致力于发现低收入人群的社会需求,并善于采用商业运作方式低成本高效率地提供社会服务来满足这些未满足的社会需求的服务类社会组织的杰出领袖。社会企业家群体是为同情心和使命感所驱动、具有创造力和直接行动能力的社会群体,他们从低收入人群的需求中发现市场机会并整合各种资源去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社会活动家是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他们对现状不满并寻求动员社会力量改变现状。社会活动家发起和推动的社会运动包括倡导性社会运动、维权性社会运动和抗议性社会运动等类型。对现状的不满和创造未来的希望是他们发起和推动社会运动的主要动力。社会创新是一场推动社会变革的接力赛,有远见的政治家、政府官员、企业家、基金会领导人、大型社会组织领导人是社会创新的关键支持者,他们在推动社会创新的扩散和巩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治家、政府官员通过将社会创新的某些成果上升为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而将社会创新的成果加以制度化。政治家、政府官员支持社会创新的动力在于社会创新可以为他们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有助于巩固他们的权力并实现他们的理想抱负。一些企业家积极推动那些有良好赢利前景的社会企业转变为商业企业,或主动加入类似社会服务的提供者的行列,从而使某类社会企业的运作方式转变为主流的商业运营模式,这些社会企业及其所提供的社会服务由此具有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企业家促进社会企业从边缘进入主流商业运营模式的动力在于该类社会服务的供给具有稳定的赢利能力。基金会领导人、媒体领袖、大型社会组织领导人之所以支持社会企业或社会运动的发展,其原因往往在于他们认同社会企业家或社会活动家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或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正如杰夫·摩根所说,社会创新需要蜜蜂和大树的联盟,蜜蜂是有新创意的个人和小型组织,他们行动迅速并富有灵活性,大树是政府、公司、大型非营利组织等,他们具有执行力、持久力、规模性等优势,他们彼此需要对方来共同推动社会创新。
  普通公民作为社会创新的参与者在社会创新的供给中发挥着重要的杠杆作用。公民参与社会创新的动因在于,他们认同社会活动家所阐明的特定社会运动的意义和目标,认可社会企业家所领导的社会企业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因此愿意投身于相应的社会运动,或者为特定的社会企业奉献时间、精力和金钱,或者愿意改变自己的某些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作为选民的公民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和支持,对政治家、政党领导人、政府官员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后者想要获得公众的支持的话。公民作为消费者,他们对某个公司、某件产品、某个品牌的接纳和抵制,足以影响特定公司企业的兴衰。公民社会责任和社会权利意识的普及和觉醒,有助于公民主动参与社会组织创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服务创新,有助于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促成深刻而系统的社会变革。
  (三)社会创新的过程
  社会创新的发生和演进是一个过程。成功的社会创新都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社会创新的机制不尽相同。
  加拿大学者司徒·康格从创新者的角度将社会创新的过程区分为12个阶段,它们是:概念研究——探索开发——样本开发——试验性研究——高级开发——项目实验——项目定型——田野检测——操作系统开发——展示项目——宣传——实施。生态学家豪林(C.S.Holling)将社会创新的生命周期概括为发明、测试、扩散、衰退和重新出现的连续过程,兹默曼(Brenda Zimmerman)进一步提出社会创新的生命周期是一个出生、生长和成熟的S形曲线和一个作为补充的创造性毁灭和再生的倒S形曲线构成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杰夫·摩根将成功的社会创新的发生演变过程概括为四个阶段,即通过理解需求和识别潜在的解决方案而产生新创意,对新创意的开发、制作样本和先期试验,评估、扩散和传播好的创意,学习和演进或者系统的创新。我国学者孙启贵、徐飞在总结国外学者观点基础上将社会创新的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 即创新思想的形成、创新思想的试验评估、创新机制的扩散与传播。他们对成功的社会创新的发生演进过程的阶段划分各有其优长。一般来说,成功的社会创新都要经历三个阶段,即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创意的提出和试验,新创意在一定范围内的实施和完善,新创意在更大范围内的扩散和传播。
  第一阶段,新创意的提出和试行。这一阶段是特定的社会创新的起始阶段。社会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专业社会工作者、政策分析人员等潜在的社会创新者通过自己的观察、考察、谈话、倾听、诊断性分析和亲身实践,理解不同群体的社会需求,剖析社会问题成因,提出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的新创意。社会创新不能停留在提出新创意的阶段,还需要通过自己的行动直接实施或推动实施这些新创意。早期阶段实施新创意往往采取小范围内的样本实验或试验的形式,通过试错法,寻求合理可行的新方案。社会企业家在起始阶段多通过直接创办小型社会企业来实践自己的新想法。例如, 1976年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在乡村走访调查时发现,一名制作竹凳的赤贫妇女因为受到放贷人的盘剥,一天连两美分都挣不到,他就掏出27美元分别借给42个有同样境遇的农村妇女帮助她们摆脱贫困。随后他筹款成立了为农村贫困妇女提供小额信贷服务的“格莱珉银行”(乡村银行),1983年孟加拉当局正式允许其注册。这是全球第一家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的小额贷款组织,它既是一种金融创新,也是一种社会创新。社会活动家等社会创新者在发现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后,主动提出解决问题的动议或倡议,动员社会舆论或发起社会运动,力图吸引社会各界关注相关的问题和他们的倡议。绿色和平组织及其所发起的绿色和平运动1970年成立,成立后该组织早期的主要活动是为实施绿色与和平的理念而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反对地下和大气层核试验和反对捕鲸,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新创意的实验或试验既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进行,也可以在社会实验室或孵化器中进行,后者对实验条件加以控制,便于进行观察和比较研究,
  第二阶段,新创意在一定范围内的实施和完善。这是特定的社会创新的持续和完善的过程。新创意经过早期阶段的试验实验或初步实施,证明其可行性后,社会创新者会从试验评估阶段转向在一定范围内的正式实施和持续实施,并在实施过程中通过学习和调整对创新行为加以修正完善从而使之走向成熟。尤努斯在乡村银行早期经营取得成功后,对小额信贷项目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他还在20世纪90年代对乡村银行进行了改革,推出了“第二代格拉珉银行”,新增了住房、高等教育等贷款项目。他还为乞丐设计了“奋斗成员”项目,帮助7万多名乞丐改善生存条件。绿色和平组织在早期活动取得成功后,将目光转向关注其他的环境问题,包括水底拖网捕鱼、全球变暖和基因工程,从而使运动获得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第三阶段,新创意在更大范围内的扩散和传播。这是特定的社会创新的推广和普及的阶段。坦尼摩托(Kanji Tanimoto)将社会创新扩散的过程进一步细分为五个阶段,即社会问题的识别——社会商业的开发——市场利益的扩张——社会关系和体制的变革 ——社会价值的普及。摩根指出,将一个好的创意和做法在更大范围内推广需要良好的策略和协调一致的愿景,同时要有能力动员资源和支持,减少反对的阻力。社会企业家或发明者作为创新性的“蜜蜂”要找到支持自己的大树,即有能力使好的做法在更大范围内实施的大型组织。 为此需要采取正式的方法如投资评估和影响评估等方法来说服潜在的支持者,并需要采取较新的评估手段如“投资社会收益(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或“混合价值(Blended Value)”来衡量是否成功和成功的程度等。对好的做法和实践赋予好的名称、品牌、认同,以及吸引人的故事情节等,都会有助于抓住支持者的注意力。扩散和传播的方式包括实施该创意的组织自身的自然成长、联合、复制、调适等多种方式。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分配公共资源和成立专门机构等方式扩散社会创新。工商企业可以通过组织扩张、特许经营、接管等方式扩散社会创新。电视、新媒体如互联网在创新的传播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社会创新的支持者在社会创新的扩散和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尤努斯既是一个社会创新者,又是一个社会创新的支持者,他还创建了格拉珉信托基金,募集资金为30多个国家100多个组织复制格拉珉银行提供支援,迄今已提供了1600多万美元援助。国际组织、基金会的奖励、资助和支持对于创新的传播贡献良多。联合国将2005年确定为国际小额信贷年,200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尤努斯,这对于面向穷人的小额信贷金融服务模式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再如,绿色和平组织反对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和反对捕鲸的不懈努力和牺牲精神,在媒体的聚焦报道和舆论广泛关注下,终于得到了有关国家的响应,停止了在大气层进行的核试验。受这些成功的激励,绿色和平组织在全球41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在全球拥有280万支持者,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倡议已经被接纳为政府立法甚至国际公约。又如,公平贸易运动倡导一种关于全球劳工、环保及社会政策的公平性标准,并对符合公平贸易标准的产品及组织进行认证,在公平贸易运动的倡导下欧洲消费者日益接受公平贸易的观念并选择购买贴有公平贸易标签的商品。2005年全球公平贸易商品的销售额达到了11亿英镑,占到了欧洲市场的5%,发展中国家有600多万人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公平贸易运动。2006年欧洲议会专门通过了一个公平贸易的决议文,提出要在全欧洲政策框架下发展公平贸易,这反映出公平贸易运动已经为欧洲议会所接纳并将进入欧盟的政策议程。这是社会运动通过影响消费者选择进入大众市场并进入政府政策议程而得到扩散和推广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并非每一项社会创新都能走完这三个阶段,但只有经历了这三个阶段的那些社会创新才会引起系统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三、社会创新的条件、培育与评估
  (一)社会创新的条件
  社会创新的成功和活跃,取决于许多主客观条件。其中有五个条件特别重要。这就是拥有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公民社会;社会服务领域向民间资本和社会组织开放、鼓励竞争;政府、企业、媒体、基金会、学术界积极支持社会创新;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供给;,社会创新的羽化和集聚。
  首先,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公民社会是实现成功而活跃的社会创新的前提条件。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是发起社会创新的重要主体。在公民处于政治上的依附和从属地位情况下,公民的主动性和首倡精神受到窒息,公民自主发起的集体行动受到限制,社会创新的活力严重不足。在社会组织行政化色彩浓厚属于准政府机构情况下,社会组织领导人及其成员主动发现社会需求、积极反映边缘弱势人群利益诉求、创造性地提供社会服务的动力严重不足。在社会组织商业化色彩浓厚惟利是图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同样也会缺乏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急需的社会服务的动力,因为这种面向低收入人群的社会服务无利可图或利润微薄。因此,公民社会相对于政治国家和市场经济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权,社会组织的民间化和非营利化,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法治保障,是公民社会主动发起和实施社会创新的前提条件。
  其次,社会领域向民间资本和公民社会组织开放,鼓励竞争,破除垄断,是实现成功而活跃的社会创新的重要条件。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托幼等社会服务需求日益旺盛,但在公共机构垄断急需的社会服务供应的情况下,社会服务往往需求大于供给而处于紧缺的状态下,作为顾客或用户的普通公民缺乏自由选择的权利,作为供应方的公共机构缺乏外部竞争的压力,其结果是公共机构没有动力进行社会服务创新。惟有破除垄断,开放社会服务领域,鼓励民间资本、商业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进入这一领域在社会服务供给上与公共机构展开平等竞争,依法保障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社会创新才会获得强大而持久的动力。
  第三,政府、企业、媒体、学术界、基金会支持社会创新,推动社会创新的扩散和传播,是实现成功而活跃的社会创新必不可少的条件。公民社会在发起和实施社会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社会创新要真正产生广泛、持久而深远的社会影响,离不开政府、企业、媒体、基金会和学术界的支持和推动。社会创新所需要的资金、信息和思想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只有得到政府和法律的充分保障才会变为现实。社会企业的成长壮大,需要慈善家和基金会的慈善捐赠和项目资助,尤其需要慈善风险投资或者说公益创投,需要以结果或产出为导向的资助。社会企业家所开创的低收入人群服务的新模式从边缘化走向商业主流,从小众市场走向大众市场,离不开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各类工商企业家的参与。公民活动分子所发起的各类社会运动有赖于学术界和媒体的积极肯定和广泛报道,才能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形成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推动政府在社会领域的改革创新。社会运动面向政府所提出的呼吁和倡议只有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回应和响应,上升为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社会运动的成果才能够以制度化的形式巩固下来从而扩大其影响。社会运动针对公司企业行为的倡议如企业社会责任、公平贸易、生态伦理等,只有得到公司企业的积极响应,才能产生所需要的社会影响。社会运动如果得不到来自政府和企业的积极响应,则很容易走向极端化、激进化和暴力化,不但无法促进社会变革,甚至会扰乱社会秩序。社会企业所开辟的社会服务新领域,只有在公共财政予以支持、公共机构予以介入的情况下,才能保证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社会服务来满足社会需求。政府、企业、媒体、基金会和学术界对社会创新和社会创新者给予支持、鼓励和响应而不是阻挠、压制和漠视,形成一种有利于社会创新的良好环境,乃是社会创新走向成功和活跃的基本条件。
  第四,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是实现成功而活跃的社会创新的重要条件。如果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只是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被动的接受者,无权知晓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信息,无权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过程,无权评价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结果,他们就将无法成为社会创新的能动的主体,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服务创新就将缺乏来自公民社会的动力。保障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权利,特别是保障他们参与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制定和实施的权利,是社会创新的内在要求。地方政府和社区是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场所。为了保障公民在地方和社区层面参与的成效,有必要通过分权化和财政转移支付赋予地方政府和社区以必要的自主权或自治权以及充足的资源,使它们有足够的权能从事社会管理和提供社会服务。地方政府和社区也要为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提供机会、渠道和手段,通过利益相关各方的协同合作来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和挑战。
  最后,社会创新的羽化和集聚,是实现成功而活跃的社会创新的又一个重要条件。玛格丽特·威特利(Margaret Wheatley)和德博拉·弗雷泽(Deborah Frieze)专门探讨了依靠羽化促进社会创新的扩散的问题。他们指出,羽化的生命周期包括三个阶段,即形成网络、建立共同体和产生系统的影响。在第一阶段,那些社会创新的志同道合者建立联盟,形成同盟,结成各种网络。第二阶段是在关系网络基础上建立一个个共同的工作圈,圈内人员分享知识和经验,相互支持,同时创造新知识,新知识、新经验在这个共同的工作圈中快速传播。第三个阶段是,各个工作圈在互动中产生系统化甚至全球性的影响。先驱性的地方创新实践从徘徊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标准或规范,系统性的变革由此得以完成,羽化就此实现。坦尼摩托(Kanji Tanimoto)等人通过对旧金山市社会创新活跃原因的案例分析发现,社会创新的集聚效应在起作用。在旧金山市,公司、非营利组织、大学、研究机构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彼此间产生一种协同效应,组织的互动关系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正是通过社会企业、支持性组织、金融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等各种组织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组织在特定区域内的集聚为多样化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办法并创造了新的社会价值。这些组织之间良好的互动特别是伙伴关系推动着旧金山市社会创新的活跃。这些研究说明, 社会创新者依赖网络和共同体的知识和经验的分享,社会组织与外部支持性组织间的良性互动,推动着社会创新走向成功,推动着更多的社会创新的出现。
  (二)社会创新的培育
  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重大而紧迫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社会创新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成为应对这些挑战的必由之路。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乃是社会创新的开路先锋,保护他们从事社会创新的积极性,精心培育和支持社会创新,社会发展和进步才能顺利实现。
  首先,政府在培育社会创新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戈登堡(Mark Goldenberg)等人概括了政府在培育社会创新中的几种角色,即倡导者、促进者、资助者和监管者。作为倡导者,政府在鼓励提出创新性的解决办法应对社会问题方面可以发挥倡导性作用。作为促进者,政府应该鼓励私人经济部门和第三部门进入社会领域提供相关的社会服务而非政府自己亲力亲为否则会阻碍社会创新。作为资助者,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和第三部门的资助应该具有稳定性、非歧视性等特征并努力支持新兴的复合型社会组织。作为监管者,政府需要减少自己的监管给公民社会组织带来的不必要的报告和问责方面的负担和“红灯”。杰夫·摩根提出了培育社会创新的公共政策框架:以结果为基础的资助模式,为社会组织引入更大程度的竞争和竞赛;权力和资金的分散化以便允许社区有更多的自由去提出和实施自己的解决方案;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设立各种特区,特区为公共、私人和非营利组织突破全国性规则实验新创意提供空间;将实践者、政策制定者和社会企业家召集到一起探讨解决问题的新的可能性;建立各种实验室测试新创意并让用户参与创新过程等。米歇尔·乔琳(Michele Jolin)认为,为了培育社会创新,政府应当为具有较高影响力的非营利解决方案提供资金,支持处于启动和实验阶段的社会创新,支持开发人力资本的努力,创造一种有利的税收和监管环境以鼓励创新。
  其次,公司企业在培育社会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简·尼尔森(Jane Nelson)等人主张利用公司和社会企业之间的伙伴关系的潜力来投资于社会创新。他们认为,公司可以通过三种主要的方式支持社会企业,一种方式是直接投资于社会企业家和他们的组织,另一种方式是公司通过从事公共政策对话、倡导和制度建设等活动为社会企业创造一种激励赋能的环境,第三种方式是公司可以通过鼓励雇员创新等方式为社会企业家精神创造一种内部氛围。他们总结了大型公司企业联合社会企业激发社会创新的途径:开拓低收入人群市场;改善全球供应链和生活机会;通过社会风险资本投资于创新性的金融机制;通过发放小额贷款投资于创新性的金融机制;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促进社会进步等。
  再次,基金会包括公益风险投资基金在培育社会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凯瑟琳·皮尔森专门探讨了基金会在促进社会创新中的作用。基金会的首要功能是为社会创新项目和社会创新者提供资助。除了直接提供资助外,基金会还可以通过下列方式为社会创新提供帮助:在创新者和专家之间建立交流平台;改进计划和管理技能;允许资金使用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拓宽资助概念的范围;创造一种持续创新的文化。皮尔森特别强调了发展性评估在维持社会创新中的作用。她指出,评估是一种批判性思维,发展则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发展性评估是在这二者间保持平衡。发展性评估需要评估者和从事创新活动的人之间建立起长期的、伙伴性的关系。衡量创新成功与否取决于长期的目标。基金会还尝试将有思想的实践者和富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召集到一起既解决问题又生产知识。基金会还可以同中介组织一道将 “私人的麻烦转变为公共问题”以引起公众关注,组织实践和学习的共同体,孵化有价值的倡议,发展伙伴关系,来推动政策和监管改革。知识的动员和中介、召集、领导才能的开发、系统的支持,是基金会在培育社会创新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四个领域。近年来在欧洲和美国等国颇为流行的公益风险投资基金采用风险投资而非慈善捐赠的方式投资于富有发展潜力的“社会目的组织”,为这些公民社会组织开展社会创新提供了可持续的资本供给,在培育社会创新方面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又次,学术界和媒体在培育社会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术界在生产和传播社会创新的知识,阐述社会创新的价值和意义,总结社会创新的做法和经验,评选奖励优秀的社会创新项目和社会创新人物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新闻媒体在报道社会创新的先进事例和经验,传播社会创新的最佳实践和先进理念,塑造社会创新方面的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可以携手合作,促进社会创新的扩散、传播和推广。
  最后,社会创新者及其支持者在培育社会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创新者是社会创新的直接发起者,社会创新的支持者是社会创新的主要支持力量。社会创新者及其支持者在全球范围内结成各种网络,通过密切的交流互动,彼此分享社会创新的知识和经验,相互支持各自的创新实践,开展社会创新的能力建设,无疑将会有力地推动社会创新的发生和发展。社会创新的行动和研究的全球网络正在出现,这一网络已经有了自己的网站——国际社会创新交流(International Social Innovation Exhange, SIX)。杰夫·摩根主张创立一个社会创新网络中的网络,它将利用社会企业家、设计、技术、商业、公共政策、城市、社会运动和社区发展方面现存最好的网络,汇聚全球社会创新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交流社会创新的知识、信息和经验,提高各国社会和政府的创新能力。
  (三)社会创新的评估
  社会创新的评估奖励,有助于扩大特定的社会创新的影响力,促进优秀的社会创新项目的扩散、传播和推广。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学术机构、私人基金会甚至媒体都设立了社会创新奖,表彰奖励那些优秀的社会创新者或社会创新项目。
  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设立了“Financial Times-Justmeans Social Innovation Awards”(金融时报迷你社会创新奖),该奖项设立了九大类奖项:最佳社会投资策略;最具持续性的采购策略;最佳新颖绿色产品;最具战略性的慈善项目;最具影响力的供应链管理策略;行销战略金字塔最佳基地;最佳内部可持续性奖;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最佳实践;雇员参与的最佳实践。这个奖由一个专门的评选委员会负责评选。他们还设立了特别奖即“公民选择奖”,从上述获奖项目中由公民网上投票选出最有创新性的企业、最有创新性的非营利组织。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企业促进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CASE)2008年设立了“The Annual Case Awards for Enterprising Social Innovation”(企业性社会创新开思年度奖)。奖励的对象是个人、组织或企业,他们发起的创新结合了商界和慈善界的方法以创造可持续的社会价值,这些社会价值具有产生大规模影响的潜力。这个奖项的评估标准包括两大维度:(一)识别和颂扬这些企业家在所从事的事业中必须具备的特征,具体包括创造性、奉献精神、适应力,以及专注结果致力于创造和维持积极的社会影响。它要求获得提名的个人和组织应当发挥如下作用:(1)以创造和维持社会价值而非私人价值为使命;(2)识别和坚定地追求服务于该项使命的新机会;(3)处于一种持续的创新、调适和学习过程之中;(4)不受目前所拥有的资源的限制而勇敢地行动;(5)对他们所服务的人群和所创造的结果展现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二)提高公众对这些杰出的个人、组织或公司的认知度,后者通过企业性社会创新而致力于产生更有效、更持久、更具规模的影响。那些被提名的社会企业家的工作应当混合了商业的和慈善的方法,他们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应能扩散和持续,同时打破现状创造了解决社会需求的新模式、新途径或新方法。有一个专门的评选委员会负责申报项目的评选工作。
  加拿大彼得·德鲁克基金会和社会创新研究中心在2005年设立了加拿大非营利组织创新彼得·德鲁克奖。该奖项每年举行一次,每年奖励一个非营利组织,后者通过自身的社会创新项目显著地改善了所服务人群的生活,它所产生的结果体现了德鲁克对创新的定义“创造了一种绩效的新面向的变革”。正是在需求引人注目而财政资源又很有限的领域,德鲁克关注帮助组织应对这一挑战。该奖项的选择标准是,要求所申请的社会创新项目必须符合五个条件:(1)推进组织的使命;(2)具有特定的和可以测量的结果;(3)通过展示一种工作业绩的新维度而成为创新的典范;(4)显著改善了它所服务的人群的生活;(5)适合成为一种模式,其做法能够被其他组织复制或采纳。该奖项不是针对个人,也不是针对一个组织的一般性工作,而是专门针对非营利组织所从事的社会创新项目。
  中国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于2010年5月联合设立了“中国社会创新奖”。它是一个由学术机构对公民社会发起的社会创新予以奖励的相对独立的民间奖项,由专家委员会通过通讯评审从自愿申请和推荐申报的申请项目中评选出10名“中国社会创新奖”获奖者。这个奖项奖励的对象是公民团体、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所发起实施的社会创新项目。中国社会创新奖的评选标准有五个:(1)创新程度:该项目在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建设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相当的创新性;(2)效益程度:该项目在相关领域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且已被事实充分证明或得到受益者广泛认可;(3)参与程度:该项目本身体现了多元合作、广泛参与和公开透明等特征,有助于提高公民参与程度、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4)重要程度:该项目在推动公民社会参与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善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5)推广程度:该项目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推广意义,能为其他组织所效仿和借鉴。这是我国第一套社会创新评选标准,对于社会创新的评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四、中国社会创新的背景、历史与现状
  (一)中国社会创新兴起的国际国内背景
  社会创新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和公民社会崛起的背景下发生发展的。尽管社会创新概念的提出和流行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社会创新却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既为这个世界带来了物质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同时又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如贫困、失业、职业病、环境污染等,一些边缘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满足,异化、剥夺、排斥、歧视等社会不公正现象有增无减。
  现代化和市场化同时也催生了一个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公民社会,后者成为社会创新的重要主体和推动力量。一些有良知的公民通过建立各种社会组织或发起各种社会运动,在社会创新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正如杰夫·摩根所指出的那样,“在近代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公民社会(原译为市民社会)为社会创新提供了最大的动力。19世纪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同时还伴随着众多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的涌现:互助行动、微型贷款、住房协会、合作社、贸易联盟、读书俱乐部,以及具有慈善精神的商业领袖开创的示范性社区和学校。……有些时候,社会创新由社会运动驱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生态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反种族隔离运动等,在政府、企业和非营利部门都催生了许多重要的社会创新。
  福利国家的诞生使得政府在社会创新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对福利国家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公民社会的创新活力。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和美国政府采纳了福利自由主义和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大力推行福利国家政策改革,鼓励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承担服务提供者角色,公民社会组织在提供创造性的社会服务满足社会需求方面的角色和作用重新受到各方的重视。强调多中心合作管理的治理和善治理论以及发端于英美等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合作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社会服务。英国工党政府在社会福利的供给中积极建立政府、商业企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引领了三大部门合作进行社会创新的世界潮流。社会创新研究的兴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发生着社会大变革,有大量的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大量的社会需求迫切需要得到满足。与此同时一个相对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公民社会悄然出现。公民社会组织和公民自愿发起的某些社会运动,以及那些杰出的社会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社会创新者,都成为社会创新的重要主体。党和政府积极认可和鼓励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的参与和协同作用。自2006年中英两国合作举办“社会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研讨会以来,社会创新逐渐为社会各界所认识和关注。在公民社会发起的大量社会创新实践基础上,由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主办的“中国社会创新奖”于2010年5月正式启动。该奖项将专门对公民社会组织发起的各类创新行为进行评选奖励和总结推广。
  (二)中国社会创新的历史
  社会问题是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大量涌现的,社会需求也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高涨的,社会创新则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为应对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而进行的创造性行动。中国在1927年到1937年,曾经经历了一个现代化建设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既有大量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也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这个“黄金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创新十分活跃的一个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创新。当时为解决中国农村极为严重的衰败问题,乡村建设运动应运而生。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相当庞杂,先后有600多个团体参与其中,其中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派和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梁漱溟所提出的乡村建设实际上是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文化改良运动。他认为,乡村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依靠乡村自治,创造一种以理性和伦理为基础的新团体组织,由此推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晏阳初所倡导的乡村建设主张提高国民的素质,“开发脑矿”。晏阳初于1920年开展了以“除文盲、做新民”为主旨的平民教育运动来开发民众的“脑矿”。之后由于意识到中国的文盲主要是在农村,1926年平教会选定河北定县为实验区,开启了蔚为壮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先河。在定县实验的过程中,晏阳初逐渐形成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基本判断和乡村建设的整体思路。晏阳初和平教会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 “愚、穷、弱、私”四个基本问题,因此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加以医治。
  八年抗战和随后的解放战争时期,战争和军事问题压倒一切,公民社会受到压制,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创新受到种种限制,归于沉寂。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元化领导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个人通过单位体制、街居体制和人民公社体制被整合到政治国家之中,社会为国家所吞没,公民社会所发起的社会创新趋于消失。党和政府在加强社会控制的同时,为城乡居民提供了医疗、就业、住房、生活救济等基本的福利服务。各级政府包括村集体成为社会领域唯一的创新主体,这一时期创造出了农村赤脚医生制度、五保户帮扶救助制度、解决残疾人就业的社会福利企业、公办养老院、敬老院等新型社会服务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走向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过程中又迎来了一个现代化建设的“黄金时期”,公民意识逐步觉醒,公民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社会创新在中国渐趋活跃,并经历了一个从自在自发的阶段向自觉自为的阶段转变的过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地区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并获得了空前的经济自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趋于瓦解,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真空。80年代初在一些农村地区率先出现的村民委员会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创新,村民委员会作为一种自治类社会组织的出现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创新,村民通过村民委员会对农村事务的自我管理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创新,村民委员会在组织村民提供农村公共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反映了农村地区社会服务模式的一种重要创新。随后在农村地区出现了更多的社会组织如老人会、宗亲会等,农民在闯市场的过程中创造出了各种专业经济技术协会和专业合作社等社会经济组织或社会企业。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后,村民委员会得以完全合法化,成为农村地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主体。农村地区党支部“两票制”选举的实施构成了村委会之后又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创新,基层党组织的民主化成为重建自身治理权威的重要途径。农村地区社会治理创新还包括村民代表会议的发明、村民理财小组、村务监督委员会、财务管理“三瓣章”、“五瓣章”、两委联席会议决策等。农村地区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经历了一个从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人民事业人民办”的农民自我提供服务到服务型政府和新农村建设理念提出后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转变,与此同时农民所组建的社区理事会在组织农民提供农村社会服务过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城市地区的社会创新与农村地区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个体工商户、私有企业、外资企业的出现,住房的商品化,使城市居民获得了择业自由和迁徙自由,单位体制逐步解体,城市居民日益成为社会人和社区人。拥有自有住房的城市居民需要商业化的物业管理,物业公司应运而生,自有住房的业主们面对物业公司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自发地组建了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等新的社区治理主体的出现动摇了街居体制,如何将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纳入城市社区管理架构中成为城市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以城市社区为依托,各种服务类的社会组织也逐步发展起来。90年代中期后,环保类的社会组织在城市地区逐步发展起来,他们在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提出环保政策倡议、参与环境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环保人士廖晓义等人率先提出了“26度空调节能行动”的环保政策倡议,随后社会的倡导得到政府的积极响应,“26度空调节能行动”为国务院所接纳成为正式的环保政策。这是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范例。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一些官办的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等逐步与政府脱钩,走上了“民间化”与“去行政化”的道路。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形成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合力”的新的执政理念,提出了对社会组织坚持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新的管理方略,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党和政府的新的战略方针,为公民和社会组织发挥首倡精神、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社会服务社会化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并提供了一定的资源支持。 
  2006年中英合作举办“社会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后,社会创新、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等概念逐渐在中国学术界、社会组织实务界、新闻界传播开来。友成基金会等非公募基金会积极支持社会创新的理论研究和社会企业家的培养,李连杰壹基金典范工程、友成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英特尔公司、中央编译局等单位先后开展对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的评估奖励工作。2010年7月,上海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社会创新孵化园”。这些都说明,社会创新在我国正从自发自在的阶段进入社会组织实务界、学术界、新闻界和政府(目前尚局限于个别地方政府)有意识加以推动的自觉自为的新阶段。
  (三)中国社会创新的现状
  自2006年社会创新概念在中国传播开来以后,中国的社会创新日益活跃。2010年12月27日举办的首届中国社会创新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创新的状况。中国社会创新奖组委会提供的数据表明,到2010年9月30日申请截止日期为止,中国社会创新奖组委会共收到161个申报项目。这161个项目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主要集中于弱势群体保护、社会事业、公益支持、社区服务、扶贫济困和环境保护六大领域,并且凸显出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媒体跨界合作的特点。首届中国社会创新奖评选出来10个优胜奖和10个提名奖。
  可以从社会创新主体的发育、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社会服务模式的创新、社会创新的环境等方面对我国社会创新的现状加以分析和评估。
  社会创新主体的发育包括社会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出现、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成长。在服务类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一批社会企业家正在成长起来。这些社会企业家有的是成功的工商企业家,后来转而从事社会企业经营,有的原来是非营利的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他们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逐步养成企业家的商业才能。社会企业家的培训工作近年来也开始在少数高校启动。但总的来说,中国社会企业家数量仍然很少,这无疑成为制约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环保类、倡导类、维权类、自治类等类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一批社会活动家正在成长起来,但他们的数量更少,处境也更艰难。社会企业是社会创新的重要组织载体。所谓社会企业是指以从事商业经营赚取收入为手段、以履行社会目标为使命的社会经济组织,具体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非公募基金、社会福利企业、合作社、各类社区服务中心等。据民政部统计,到2009年底我国共有民办非企业单位19万个,基金会1843个,各类社区服务中心17.5万个。从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以解决残疾人就业为主要目的的社会福利企业面临“减员增效”压力,企业数量和雇佣残疾职工人数逐步下降。在1995年至2008年之间,社会福利企业数量由6万个下降到2.3万个,残疾职工数量也由93.9万人减少至61.9万人。另据农业部合作指导司统计,截至2009年12 月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24.64万家,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 万户, 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收入普遍比当地未入社农户收入高出20%以上。目前我国的许多社会企业由于税收体制等方面原因而更像是商业企业,以赚取利润为目的而履行社会目的方面存在严重欠缺。另据民政部门统计,到2009年底,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的总数为43.1万个,除去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外,各类社团的总数为23.9万个。社会组织的门类比较齐全,数量呈增长趋势。但人均社会组织数量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社会组织数量少、实力弱小,同时还存在着地域发展不平衡、行政化色彩浓厚、营利性倾向明显等问题。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他们发起和实施社会创新的能力。
  社会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在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发挥能动性和首创精神的过程,治理和善治所倡导的合作、参与、透明、包容、赋权、问责等价值原则对于社会创新的过程来说必不可少。社会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过程,社会治理创新成为社会创新中过程创新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治理创新包括社会立法和社会政策体制创新、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治理创新和社区治理创新。近年来在社会立法和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在表达自身意见、推动社会政策变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3月大学生孙志刚在被强制收容遣送过程中致死事件发生后,许多媒体详细报道了这一事件,引起人们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8名学者上述全国人大要求对该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政府对民意压力做出了积极的回应,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通过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强制性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自愿性的接受救助和自愿返乡。2006年3月20日《劳动合同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共收到19万条修改意见,包括一些跨国企业、外国商会、国外工会在内的众多利益相关方都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对涉及民生的各项重大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实行“开放式决策”。市政府常务会议议程提前两周在相关媒体上公布,鼓励市民提出意见和建议,邀请市民代表列席会议,网络视频直播全程直播会议。与国防、外交、经济政策相比,我国社会立法和社会政策制定过程更加开放和透明,为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和发言权提供了一定的途径。但公众咨询、网络视频直播、市民代表列席会议等好的做法还没有上升为社会政策决策的法定程序,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开放式决策目前仍局限于个别地方政府,这些都限制了上述社会治理创新的范围。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治理创新方面,一些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在信息披露、成员参与决策、民主选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就会长的竞争性选举制定了“握手条款”,规定会长候选人在选前应相互握手承诺无论谁当选都积极支持其工作。青岛、深圳等地对社会组织等级引入第三方评估,提高了对社会组织的监管水平。但总的来说,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内部管理的民主程度还不高。对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则压缩了他们的自治空间。就社区治理创新来说,面对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党的文件提出了政府依法管理和社区自治相互衔接的要求,但尚未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安排上。一些地方政府积极进行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深圳市南山区在和谐社区建设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核多元双向进入”的先进理念,并通过设立人大代表联络员工作站、人大代表工作室、党员领导干部竞选楼门长等一系列制度来实现上述制度。这些制度安排,为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进入党和政府机构表达自身意见提供了较为有效的渠道。社区治理创新要为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区服务机构、群众活动团队等多元治理主体对社区事务的合作管理提供良好的制度安排,目前各地仍在探索过程中,尚无可普遍接受的社区治理模式。
  社会创新的结果或产出主要表现为社会服务,社会服务在满足社会需求、缓解社会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创新中的产品创新主要表现为社会服务创新。所谓社会服务主要是指对有需求和困难的个人提供的关心照顾和非现金形式的帮助,具体包括生活帮助、心理健康指导、人身照顾护理、卫生健康、文化娱乐、教育培训等多种服务,目的在于帮助有困难和需求的个人解决生活和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社会服务的对象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失业者、流动人口、流浪乞讨人员、妇女、儿童等社会困难、边缘、弱势群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服务创新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社会服务体系化、社会化、产业化、专业化、信息化等新特点。我国在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方面,伴随着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人口的全覆盖,以及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从城市向农村的延伸,社会服务也在从城市社区扩展到农村社区,从城市常住人口扩展到流动人口或外来人口,从城市居民扩展到农村居民,初步建立了一个覆盖城乡全体人口的、普惠型的社会服务体系。我国在社会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引入了工商企业和社会组织,开放民间资本进入社会服务领域,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探索政府为特殊困难群体购买社会服务的做法,一些领域的社会服务的供给出现了官民并举、多元主体共存的新格局,初步打破了公共部门和国有事业单位垄断社会服务的局面。以社区服务机构为例,根据民政部门的统计,截至2009年底,居委会社区服务站为5.3万个,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10003个,其他社区服务设施11.2万个,城市便民、利民商业性服务网点69.3万个。再以养老机构为例,出现了公办公营养老机构、公办民营养老机构、民办公助养老机构、民办民营养老机构并举的局面。 2002年,全国民办养老院超过36000个,而政府提供的有7000个。民办养老院的数目超过总数的90%,床位数和院民人数超过全部养老院的80%。民办养老机构的数字自2004以后又有了大幅提高。社会服务领域由于社会需求的增长和政府公共服务投入的增加,出现了社会企业快速发展,社会服务产业初具规模的局面。老年服务产业、教育培训产业、家政服务产业这些年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服务业的产业化,促进了社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初步形成了心理咨询师、社工师、养老护理员等不同类型职业群体各自的职业标准和职业道德。社会服务信息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各地健全社会服务的信息化设施,完善社会服务信息化网络。社区建立数据库和信息处理应用中心,多样化的社会服务信息化管理体系涌现。例如苏州市建立了虚拟敬老院,需要老年服务的老人可通过虚拟养老院申请相关为老服务项目,既方便快捷又节约了建设养老院的开支。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服务业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社会服务资源整合不够,社会服务存在碎片化倾向,社会服务发展存在着地区和城乡之间的不平衡,规范社会服务的社会政策匮乏,社会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等。
  我国社会创新的环境呈现出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存的局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出现了不少有利于社会创新的积极因素。就作为社会创新主体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的发展来说,一些地方政府在培育发展民间组织方面表现出积极友善的态度并推出了一些值得推广的举措。如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公民社会共同成长”的先进理念,从2004年起率先改革行业协会登记管理体制实行了行业协会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管理体制,推动了行业协会民间化。2008年9月,深圳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规定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实行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管理的体制,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对社会组织开展评估等方式对前述社会组织加以培育扶持和社会化监管。深圳市、上海市政府设立的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社会创新孵化园”在培育社会创新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10年民政部开展的“全国先进社会组织表彰”活动对于规范和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近年来一些非公募基金会、企业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创新行为的支持和奖励活动对于促进社会创新也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007年,富平学校在波音公司和亚洲基金会支持下开始执行“社会创新基金项目”,支持农民工群体创业。2008年李连杰壹基金典范工程启动,每年评选一次,围绕“公信、专业、执行、持续”四个标准,评选和奖励中国公益典范组织。2009年10月13日,联想集团在北京启动了联想青年公益创业计划,主题为“飚爱心,创未来”。该计划的目的在于引导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公益事业,并为青年群体就业提供新的思路。2010年1月20日,“芯世界”公益创新奖在京启动。“芯世界”公益创新奖由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和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主办,是国内首个鼓励公益组织采用信息技术进行公益创新的专业奖项,致力于帮助公益组织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公信力和创新能力。友成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非公募基金金在培育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方面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些高校积极开展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研究与教育培训项目。《公益时报》、《中国社会报》等新闻传媒在传播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的理论和先进事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就社会治理创新的外部环境而论,自从中共中央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构想以来,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方面的环境逐步改善。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过程更加开放和透明。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被放到与监督管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加以强调,社会组织内外部治理环境趋于改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中,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居民代表在社区管理中作用有所加强。就社会服务创新的外部环境而论,社会服务业对企业和民间组织的开放度提高了,政府也推出了一些优惠措施鼓励公司企业和民间组织进入养老服务等社会服务行业,社会服务业内部的竞争增强了。一些地方政府实施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举措,为社会企业从事社会服务业提供了一定的资源保障。
  但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社会创新的环境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利于社会创新的消极因素。首先,社会各界对社会创新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社会治理等概念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还很陌生。社会创新概念还远远没有取得与政府创新、创新型国家等概念同等重要的地位,受到全党和全社会的重视和推动。对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或者说社会组织,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中都存在着深深的不信任情绪。其次,与社会创新相关的法律法规较为匮乏。我国目前尚缺乏一部《结社和社会组织促进法》这样的母法来培育和规范社会组织,缺少更加全面和综合性的《合作社法》,缺乏《社区居民自治法》,缺乏规范社会企业、专业社会工作和社会服务业的法律法规。社会创新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于推动社会创新的现实需要。第三,社会创新还面临一些体制机制性障碍。现行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通过双重许可、双重管理、请示报告、限制跨地域设立分支机构和在同一地区成立性质相同或相近的社会组织等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限制了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的成立、发展和竞争,无法达到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和发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社会协同作用的战略目标。由于对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社会所有制性质和公益产权属性认识不清,政策法规对公益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扶持性的优惠政策难以落实,社会企业内部治理中透明度和民主参与程度严重不足,社会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这些都束缚了社会企业的发展。就社会治理创新的环境而言,一些地方和部门在社会管理中出现强势主导和包揽包办倾向,由此导致社会管理中社会组织的严重边缘化和高度行政化,社会自治不足而政府公权膨胀。我国在培育社会服务创新方面存在着政府投入严重不足、优惠政策没有得到落实、社会服务业标准化建设滞后、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这些无疑都限制着社会服务领域的社会创新。
  
五、中国社会创新的发展趋势展望
  (一)社会创新的国际趋势
      社会创新日益受到当今世界各国的重视,并发展演变为一种世界性现象。从率先推动社会创新的国家来看,这些国家的社会创新出现了一些新的值得关注的趋势。这些趋势包括:社会企业家群体的崛起;社会企业异军突起;公司社会责任和公司社会创新蓬勃发展;政府、公民社会和公司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寻求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商业、非营利部门之间走向融合与趋同,“第四部门”悄然出现;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
  首先,社会企业家群体的崛起成为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趋势。“社会企业家是指这样的人,面对一些人群受到忽视、被边缘化或遭受痛苦的不幸但又稳定的均衡状态,他立志改变这种情形,采取直接行动,富有创造性,勇敢无畏而又坚韧刚毅,他的行动最终改变了这种形势建立起新的稳定的均衡从而保证目标人群和更大范围的社会长久受益。”社会企业家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实现社会目标的献身精神,具有创业能力、创新能力和变革能力,能够以创造性的解决办法来应对社会挑战,是社会变革的制造者。社会企业家可以帮助制定和实施政策,可以使用商业技能来解决社会问题,可以解决特定的地方性问题,因此又可以把他们细分为政策企业家、项目企业家和商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精神正在从非营利部门向商业领域和公共部门渗透,影响着公司经理和政府官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许多国家都在大学里开设了社会企业家培训和教育课程,致力于培养本国的社会企业家。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还设立了专门的奖项来表彰奖励那些作出突出贡献的社会企业家。作为社会创新重要主体的社会企业家群体正在不断发展壮大,并在从事社会创新推动社会变革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其次,社会企业异军突起是社会创新又一个重要趋势。按照社会企业联盟的定义,社会企业是为了社会目的而进行的商业活动。社会企业有三个基本特征:(1)企业倾向——直接为市场生产产品或者服务;(2)社会目标——明确的社会或者环境目标,利润主要被再投资于实现社会目标;(3)社会所有权——社会企业是自主性组织,其治理结构和所有权结构通常建立在利益相关群体参与或者代表利益相关群体的受托人或董事参与的基础上,社会企业就其行为的社会影响向利益相关各方负责。社会企业是以新的商业途径实现公平贸易、社会包容、社区振兴、为处于劳动力市场最为边缘的人群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的一个关键的来源。社会企业在欧洲、美国发展势头很猛。异军突起的社会企业既构成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成为推动社会创新促进社会公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三,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和公司社会创新(Corporate Social Innovation)的勃兴是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趋势。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在1960年代和70年代曾一度流行,80年代归于沉寂,过去10年来作为对日益高涨的公众对全球化的关注的一种反应才又再度复兴。企业发现自己要对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利益集团要求公司治理透明和负责任,骚乱者抗议全球化的消极影响,这些都对企业的经商战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除了追求利润以外,追求社会目标也可以成为企业家行为的一个强大的动力。公司社会创新的概念1999年由罗莎贝斯·莫思·坎特提出,她认为企业应当将社会问题作为学习的实验室以识别未曾满足的需求并提出解决办法以开辟新市场。公司社会责任驱动的社会创新可以发生在制度层面,规范企业行为的全球公约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报告自身的社会、环境和经济表现的框架,从而使企业在社会中具有合法性。公司社会责任驱动的社会创新也可以发生在个人层面,社会企业家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工商企业家在推动社会变革和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司社会责任驱动的社会创新也可以发生在组织层面,利益相关者驱动的创新日益重要,这包括用户和消费者驱动的创新、活动家驱动的创新等。全球层面上,风险资本在推动可持续性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研究者和观察者也都发现私人企业和营利部门日益涉足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社会创新领域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动向。企业从单纯的财政底线转向社会、经济和生态指标构成的三重底线。企业社会责任反映一种观点即企业既要创造财富又要改良社会,后者包括善待雇员、为所在社区发展做贡献、完善公司内部治理、促进环境保护、支持慈善事业、人权和问责。投资者根据社会责任意识做出投资选择、消费者根据社会责任意识进行消费选择、基金会根据投资的社会收益评估进行资助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推动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接受公司社会责任标准,并积极投身于社会创新。
  第四,政府、公民社会和公司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努力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成为社会创新的又一个重要趋势。今天人们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是艰巨而复杂的,所需要满足的社会需求是高度细分的和多样化的。无论是政府、公民社会组织还是公司企业,无论是政府行政手段、市场机制还是志愿捐赠,单靠哪一方的力量独自整合资源完成任务都会力有不逮。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结合政府、公民社会和公司企业三方的力量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分工合作提供社会服务成为许多国家政府的一个不约而同的选择。1998年英国政府率先与非营利部门签定了正式的协议,该协议规定了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各自的权利义务。协议书要求政府尊重非营利部门的独立性,制定相关政策时向非营利部门咨询,为后者生产的服务提供资金保证。协议书要求非营利部门按照开放和可问责的程序运作,满足接受公共资助所需的行为标准,使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并推动多样性。非营利部门与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在随后十多年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英国将政府与非营利部门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制度化的努力受到不少国家的仿效。在加拿大,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营利部门与非营利部门之间的各种伙伴关系和各种形式的合作无处不在也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
  第五, “第四部门”的悄然出现成为社会创新的又一个重要趋势。西方国家长久以来形成了三大部门的分野,这三大部门是私人(商业)部门、政府(公共)部门和社会(非营利)部门,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功能。私人经济部门生产商品和服务,创造经济价值。社会部门为实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如减少贫困、促进社会公正、改善生态环境等而提供社会服务,创造社会价值。政府依靠法律等强制手段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在过去数十年中,这三大部门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许多先驱性组织将经济和社会价值以及商业方法结合在一起。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目的出现了向非营利部门和政府一方的位移趋势。这种转变的具体表现包括:公司社会责任,事业相关的销售、事业相关的采购、商业伦理、低碳补偿、公司慈善、环境管理、社区关系、社会责任投资、三重底线、利益相关者问责、社会审计、雇员所有权、志愿主义、可持续性报告、透明性等价值理念在商界日益流行。与此同时,公共部门和社会部门组织则试图以一种更具商业性的方式来运作。公共部门和社会部门获取收入的运作方法向商业部门位移的具体表现为:有效性、效益、市场约束、责任性、影响的可测量性,慈善风险投资或公益创投、社会投资、项目相关的投资、使命相关的投资、获取收入的风险投资、经济的可持续性、私有化、政府创新、新公共管理运动、小额信贷、投资社会收益等经济方法越多地为公共部门和社会部门所采用。随着这些活动的渐趋成熟,经济中的“第四部门”正在形成。三大部门中的一些先驱性组织正在向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或部门汇合或趋同,这就是将商业方法与社会目的融合起来的第四部门。新的复合型组织模式数量激增。他们有意识地混合了三大部门的特征和战略并抵制传统的三大部门界限之内的简单分类。但是他们都具备两个共同的特征 ,即追求社会和环境目的并采用商业方法。正在兴起的第四部门和复合型组织具体包括:混合价值组织、混沌有序组织、公民/市政企业、公共品公司、社区发展公司、社区利益公司、社区财富组织、合作社、跨部门伙伴关系、伦理性社会机构、信仰为基础的企业、新营利公司、非营利企业、社会商业、社会经济企业、社会企业、可持续性企业等。尽管第四部门已经悄然出现,但对第四部门的支持性生态系统尚未形成,第四部门的发展仍然受到法律、资本等多方面的约束。
  第六,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成为社会创新的又一个重要趋势。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失业工人、城市无房人群等通过合作互助、平等参与等方式进入市场从事经济活动改善自身处境的努力,成为全球化和市场化背景下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景观。它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经济和福利经济的社会经济。雅克奎斯·德福尼(Jacques Defourny)等人指出,社会经济主要是合作社、互助协会和社团所从事的经济活动,这些社会经济组织遵循以下一些原则:对成员或当地社会的服务优先于盈利;奉行管理自治原则;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机制;在盈余分配上以成员及劳动为本而非以收入分配为本。社会经济又被称为“基于团结的经济”,是市场竞争中弱势边缘人群团结互助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形式。社会经济与非营利部门的区别在于,非营利部门禁止利润分配因而排除了合作社组织,非营利部门未强调而社会经济强调组织内的民主决策程序。合作社企业如今已遍布全球,国际合作社联盟已经在全球拥有8亿社员。合作社企业涉足的领域包括农业、储蓄、信贷、消费、保险、住房等领域。互助性组织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国际互助协会已经有1.7亿会员,活动领域主要是医疗保险、医疗和社会服务、丧葬、歉收方面的互助。过去20多年中,市场的扩张和国家的退出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通过合作互助性经济活动改善自身境遇,由此推动了合作社和互助性组织的大发展。非洲的农民积极开展医疗和丧葬方面的互助。拉丁美洲医疗护理方面的社区互助或合作社得到发展。在中国乡村,政府鼓励下农民的各种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等社会经济组织发展势头强劲。在中东欧转型国家和西方福利国家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再度受到人们的重视。“无数的分析让我们得出结论,即在过去的10年或20年里,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一个真正基于社区的社会经济——正在出现并比当初以往更为强大”。
  (二)中国社会创新的趋势展望
  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的双重转型,其社会创新既具有国际社会创新的一般趋势,又呈现出自身独特的一些发展趋势。
  在社会组织创新方面,社会组织的民间化、企业化、专业化、联合化、国际化、网络化等成为社会组织创新的重要趋势。深圳等地的经验表明,行业协会、商会等官办社会组织走向民间化和实现”去行政化”后,在服务企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在为政府提供产业发展调查和咨询服务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间化是社会组织焕发生机和活力的前提条件,深圳的成功经验其他地方具有启发作用。社会组织在实现民间化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企业化的趋势,社会企业将成为社会组织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后者将努力实现社会组织的社会性与企业性的有机统一。社会组织专业分工的细化、类型的多样化,社会组织人员和活动的专业化,是社会组织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保证,也是社会组织创新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专业化、地域性的社会组织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完善行业内部管理、加强知识信息的分享和交流,正在出现行业性、全国性的联合趋势,这个趋势将会进一步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组织在扎根基层更加草根化、本土化的同时,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日益增多,并从早期的单纯接受国际援助转变为更加平等和自信的交流与合作,并越来越多地代表中国民间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表现出全球本地化的趋势。社会组织及其领导人之间借助互联网等信息平台彼此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日益增多,社会组织之间出现了网络化趋势,这个趋势还将继续发展下去。
  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合作、透明、参与、问责、自治、增权六大取向的社会治理创新正在成为社会立法和社会政策体制、社区治理体制、社会组织内外部治理体制创新的重要趋势。中国政府积极倡导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中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新模式。我国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服务外包、政府资助等多种方式鼓励公民社会组织成为政府提供社会服务参与社会管理方面的合作伙伴。公司企业、基金会与社会企业之间在扶贫、为困难人群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更多的信息披露、更高的透明度成为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提高自身公信力的必由之路,由此推动着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内部治理的透明化。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作为利益相关方参与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过程,是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获得民意支持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强烈要求。它也成为全国和地方社会立法和社会政策体制创新的重要趋势。多元治理主体和利益相关方参与社区治理和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反映诉求,表达意见,成为社区治理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参与取向的社会治理创新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趋势。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组织网民和专家联合评选的“2009年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十大事件”中有六大事件都是新兴的公民社会监督制约政治国家的事件,这表明以社会问责为取向的社会治理创新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又一个重要趋势。群众自治组织的行政化,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和业务主管单位对社会组织内部事务的干预,使得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无法履行各自本来应该履行的功能,同时也窒息了社会的创新活力。理顺群众自治组织与党委政府关系还群众自治组织以自治权,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组织内部事务管理的自治程度,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社会协同作用的内在要求,有望成为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为公民增权,是遭受社会排斥的边缘、困难、弱势群体的迫切要求,同时也将进一步在维权性和倡导性的社会运动的立法和政策诉求上体现出来,从而推动着社会政策和社会体制变革。户籍制度改革、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改革都属于这种社会推动、政府响应的增权取向的社会治理创新。
  在社会服务创新方面,社会服务体系化、多元化、产业化、专业化、信息化、标准化等六大趋势将进一步持续下去。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只是初具规模,还远远不能满足日益高涨的社会需求,依靠多元化投入来支撑的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仍将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努力满足社会需求的一项重点任务。社会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努力,基础性的社会需求、特殊的个性化的社会需求、高端的社会需求,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以及商业企业分别来提供,社会服务投资主体和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成为社会服务创新的一个重要趋势。旺盛的社会服务需求,成长中的社会企业,催生了社会服务市场,社会服务领域出现了行业细分、规模化经营、商业化运作的产业化发展趋势。社会服务业在产业化的过程中,提高服务质量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要求,推动着社会服务产业走向专业化,形成专门的职业体系。社会服务业的信息化和标准化建设,是社会服务业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正在成为社会服务创新的重要努力方向。
  社会创新理论研究在国际上只有2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的历史就更短,尽管社会创新实践的历史要长得多。总的来说,社会创新的理论研究在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笔者希望本蓝皮书能够对深化这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并对推动社会创新的实践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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